“三元論”思想觀及方法論與脊柱醫學
我們知道，西方近、現代自然科學受英國啟蒙思想家培根（R．Bacon，1220～1292）的巨大影響，拋棄了古代科學家習慣使用的思辯方法，強調“實驗方法”和“數學”的偉大作用，倡導一種直觀形象的思維方法或模式，采用一種實證方法來進行驗證，也就是科學界一直所信奉的“結構決定功能”的科學思想觀念。尤其是18世紀以來，實驗和觀察成為所有自然科學的主要研究途徑和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第一位的最重要實踐活動，它將現代科學技術(包括醫學科學)推進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現代醫學（或稱西醫學）正是在這種哲學思想指導下，在現代科學發展的背景下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其思維模式是以具體（個體）的形象思維為主導，即將其分割後進行驗證，運用形象的邏輯推理方式來找到或發現可能的因果關系。因此現代西醫較偏重於局部的組織結構和功能的研究，而對於整體的宏觀信息調控的考慮則相對較少。如解剖學、細胞學、組織胚胎學、分子生物學、病理學、細菌學、生物化學等，這些學科都是從不同的角度，通過實驗方式進行研究和觀察。它注重和強調具體的人體物質結構和形態的存在形式。與此正好相反，中國傳統的中醫學遵循的是古代哲學的思辯方法，即是從複雜的整體環境和現象中尋找規律或聯系，通過比類取象的方法，對物質世界進行一種抽象的概括或綜合歸納。因此，中醫學偏重於整體的宏觀研究和經絡信息網絡的調節機能，是以整體的、運動的、辯證的觀點在活的機體上來認識人體。依據“天人同理”原理，采取比類取象的方法，以自然界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及現象來類比觀察人體與疾病。如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天人合一理論、五運六氣和髒象學說等，都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通過不斷總結、比類取象，以整體的抽象思維方式概括而成的。同樣，針灸學中的經絡學說也是古人根據人體複雜的經絡和穴位的“氣”感效應等機體信息變化體驗而抽象概括總結出來的。
這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造就了中西醫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體系。現代醫學因拋棄了抽象的思辯方法，因而在認識上就易於產生局限性，這也是現代醫學不能完全“取代”傳統中醫學的根本原因。信息時代的“物質、能量、信息”三基元論的哲學指導思想原則上將使我們重新調整對人體的認識方法和對醫學的研究方法。我們知道，物質是具體而形象的，而信息相對抽象，能量則介於兩者之間。因此，西醫的形象思維和中醫的抽象思維模式都只能是認識論的一個方面，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或局限性。如果我們將這種三元論的哲學思想以及現代醫學的形象思維觀作為中醫學的一種新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法，中醫學的發展就可能會有新的突破，中西醫兩種醫學也就可能真正整合到一起。我們所提出的“信息醫學”正是以這種新的三元論為指導思想的，它將從機體的結構狀態、功能(或能量代謝)和信息聯系這三個方面來綜合考慮生理、病理等問題，並注重機體的信息網絡特性，分別從物質、能量和信息三方面進行研究，以恢複機體的整體陰陽平衡為最終目的。
脊柱醫學也正是以“物質、能量、信息”三基元哲學思想為指導，其研究方法在傳承中醫學整體觀的基礎上，溶入現代醫學的形象思維和實驗驗證方法，並導入信息控制論的觀點。其基礎理論研究既有中醫經絡學說、陰陽平衡論、筋出槽論、骨錯縫論；又有現代醫學的解剖學、運動生理學、病理學、脊柱生物力學和軟組織外科學等理論；還引入了信息網絡原理及生物信息學等現代高新科技理論。
在病理上，除了強調內、外平衡的生物力學改變外，還注重這些改變對脊髓、周圍神經、內髒神經、血管等信息網絡通道所造成的壓迫、牽拉和刺激，以陰陽平衡失調、信息傳遞紊亂、氣血循行障礙等理論為指導，從脊柱生理結構狀態、能量供應來源和信息傳導反饋等方面考慮問題，以明確病理和發病機制。
在脊柱系統疾病的檢查診斷方面，既注重西醫的檢測手段，又引入中醫的四診方法特別視診和和觸診，並增補獨特的全息診斷及其它信息探測法，並運用新研發的儀器對機體信號(信息變化)進行檢測的等方法。
在治療原則上，注重辨證施治。強調“內外並重、筋骨並重，松解與複位結合、複位與疏通信道結合”的原則。即重視骨關節與軟組織在功能上的互相制約、互相影響的關系。把松解軟組織痙攣和調整軟組織解剖位置做為矯正脊椎骨位置及其信息紊亂的前提，強調矯正後如何維持正常解剖位置關系，以保持信息的通暢。
在治療方法的應用上，強調在機體信息調控系統保持完善的前提下，采用多種切實有效的整合治療手段，既有針刀松解術，又有手法複位，並輔以必要的牽引、中藥、水針、理療等手段。根據不同組織、不同病理改變、不同階段、不同體質等具體情況，上述療法可單一或結合使用，使其針對性更強。這些方法操作簡便、安全、無損傷、無副作用。
在選擇疾病範圍方面，既有脊柱病(如頸椎病、腰椎間盤突出症等)，又有脊柱相關疾病。對後者，多從脊柱的信息網絡系統聯系入手，研究其發病機制、診斷依據和治療方法。
